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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李大钊传播新文化的思想基础

       李大钊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著名的学者。他做为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做为伟大的思想家和著名的学者,为后人留下了先进的思想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最早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他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探索者,他是先进文化的代表。

       那么,他的这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始终站在先进文化运动的最前列的思想基础是怎么形成的呢?本文仅就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学习的粗浅看法。
     一、少年时期学习接受西方文化对他的最初影响
   (一)家乡浓厚的文化氛围为李大钊接受新知识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当我们在研究李大钊怎样成为一个伟人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生他养他的故乡——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的故乡乐亭县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素来被称为“文化大县”。乐亭人重视文化教育,培养人才。自唐宋以来人才辈出,金元科举不绝如缕,明清两代,俊采星驰。清代以来,更是进士及弟,多有在京城为官做宦者。县志上说:“乐亭百姓雅重读书,村氓衣食稍足,亦必令子弟就塾”。“清咸丰以来,乐亭文教日兴,人材蔚起,科岁两试,取优等较他郡为多。科举废后十余年,考入大学者百数十人,出国留学者数十人。李大钊为其中佼佼者。”又因为乐亭县古属冀州、幽州境域,近夷齐故里,故“县民悲歌慷慨,犹存燕赵遗风”,“乐邑人情,急公好义,士守廉隅,民勤操作”,古往今来,许多乐亭人为官清正,为民勤朴,乐亭县也被称为文明礼仪之乡。
        到了近代,随着工业、商业的不断兴起,乐亭人到外地经商的人很多。特别是在东北三省,乐亭商人发展很快,形成了有名的“老呔帮”。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做事勤奋诚实、精明能干,对人讲礼仪,受到当地人的青睐。如乐亭县刘石各庄的刘家,因经商成为有名的大企业家,赢得了“京东第一家”的美誉。他们还注重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比如乐亭县民族资本家武百祥就曾多次选派优秀人员,到德国、日本等地去学习、考察,以西方现代的管理模式经营、发展企业。正是由于这些到外地经商者的勤劳,不仅带给乐亭这个小县城数百万的资财,也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文化随官员们的走动、商人们的交通不断的输入进来,使得乐亭这个小县尽管地域偏僻,却不闭塞。李大钊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二)祖父的启蒙教育对李大钊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影响。
       李大钊出生在一个较为殷实的农村之家。因父母早亡,由年迈的祖父李如珍抚养成人。祖父以光宗耀祖的思想培育李大钊成长。在李大钊三四岁的时候,李如珍便开始教李大钊学习认字。祖孙俩每天坚持学习,经过几年的时间,在祖父的精心培育下,李大钊不仅掌握了《千字文》、《百家姓》等启蒙读物,而且养成了爱学习、爱动脑、知勤奋的良好学习习惯,这对李大钊后来的学习生活是大有裨益的。因为有了祖父的早期教育,所以李大钊后来入私塾读书时,总能够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踏实的学习态度获得塾师们的好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如珍在教李大钊知识的同时,还注重他德行的培养。“有才还要有德,德才兼备才能成人”是李如珍一以贯之的思想。他严格要求李大钊的言行举止,教李大钊人事交往中的礼节、规矩,鼓励李大钊多见世面。他注重言传身教,要求李大钊远离恶习。
      李如珍本人为人正直,刚直不阿,好打不平,虽然他的生活较充裕,却从不欺压乡邻百姓。他以自己大半生的经历和感受担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也经常在茶余饭后把一些国家大事讲给李大钊听。大钊的表姑薛范氏曾回忆说:“那时我大舅时常给我们讲起他过去经历的事情,也讲当时社会上的新鲜事,当时讲的有洋人怎样欺负中国人,中国的皇帝多么无能,中国就要不中了,要叫洋人占领了等等。我大舅还告诉我们,中国人要不叫洋人欺负,就得向洋人斗争,可斗争就得要有能人领导”。就这样天长日久,在李大钊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要反抗、要斗争、要救国的火种。特别是李如珍外出时经常带一些好书、新书给李大钊阅读学习,《重译富国策》一书就是李如珍拿给他学习的。正是祖父的全面培养,为李大钊后来走向社会,了解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阅读并抄录《重译富国策》,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影响。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紧闭的大门,同时也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带到了中国,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思潮的发展。到戊戌变法期间,国内读西文、求新知、明国富已成为时代风尚。英人亚当·斯密所著的宣传西方富国思想的《富国策》一版再版,成为人们争相传阅的书籍之一。正如上文所说,乐亭县虽属乡村,但因在外读书、做官、经商的人多,以这些官人、文人、商人为媒介,国家大事、社会风尚得以很快的传入乐亭。而《重译富国策》这种新潮书籍流入乐亭乡间也是自然的事。
      李大钊于1898年,九岁之时看到这本书。书中新颖的治国思想,深深地吸引着李大钊,于是他如获至宝。在受课之余,用毛笔整整齐齐的进行了抄录,意在录下日后留作学习。现在纪念馆保存了李大钊手抄墨迹的复制件。李大钊抄录的《重译富国策》,为序言及卷一、卷二部分内容,共68页,计1.3万字。此书的抄录开阔了李大钊的眼界,也引发了李大钊探求社会努力学习的志愿,正如他后来在《狱中自述》中所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①
      二、新学堂、新知识、新思想影响造就了李大钊的新文化观念
    (一)永平府中学堂的学习生活,对他的影响。
     1905年秋,李大钊参加科举考试。然而清政府加快了废止科举制度进程,下令停止科举考试,推广新式学堂,李大钊以府试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为永平府中学堂的学生,由此开始了他崭新的学习生活。李大钊后来在《我的自传》中曾这样描述这段学习:我到了永平府,在中学校里学习启蒙科学,这是我学英语的开端。
       做为清政府开办的洋学堂,永平府中学除教授学生《经学》外,还开设了外国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体操等多门课程,这些课程大多为西式教育,因而这些课程的设置尤其是社会科学使李大钊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经过多年封建文化教育的少年感到无比的新鲜,将他带到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李大钊认真地读书,吸取知识的营养,开拓眼界。另一方面,在课余时间李大钊不断追求新思想。他接触到宣传新思想的书刊,尤其是当时较为突出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更是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他的同乡同学韩湘亭在修写乐亭县志时曾回忆到,李大钊“受课之余,好读康梁文字,手把一编,日无暇息。”尽管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但康梁主张立宪、改革国体、改造社会的主张却为更多新兴的资产阶级所接受,通过这些书籍李大钊看到了新思想、新的法制观念,与他初步接受西方影响变革图强的思想萌芽大体一致。由此,他潜心研究,热心探讨,进一步了解了国家政治形势,坚定了政治救国的决心。
    (二)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学习生活对他的影响
      如果说在永平府中学的学习是李大钊接受新知识、新文化的新起点的话,那么,在原来探求新知识道路的选择上,他是有了更明确、更具体的做法。他说“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②这时的李大钊,已成了吸取新思想、新文化的先进分子,所以选择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就成了他由中学到大学的最终选择。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民国后学堂改称学校),是由袁世凯创办的专门培养法律及行政管理人员的专门学校,设有简易、专门两科。李大钊考入专门科。专门科仿日本法律学校学制,6年毕业。前3年为预备科,主要进行外语(第一外语日语、第二外语任选英语、法语、德语一门)和中学知识学习。第三学年开设法学通论及经济原理等基础课,为进入正科作准备,进入正科后又分为法律、政治两门,(李大钊学政治),学制为3年。学校课程几乎完全是参照国外设置,专业课程以政治专业为主,必修科目,包括中国的《大清律例》、《大清会典》,西方的政治学、财政学、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哲学、政治学、财政史、通商史、宪法、民法、刑法、国际公法、私法、商业、银行、货币、商法、地方自治、统计等多达30多种。李大钊入学后,由于天资聪颖、博学强记,而又刻苦攻读,所以无论外语(英、日两科)还是专业课程,他都取得了优异成绩,成为“法政三杰”之一。特别是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和钻研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法治方面的名著,思想上逐步树立起坚定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要求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
      在法政学校学习期间,李大钊的史地教师白雅雨给了他深远的影响。李大钊佩服老师广博的学识,爱国的情怀,并追随教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白雅雨的影响下,李大钊认清了反动统治者的丑恶嘴脸。所以当1910年11月,天津学界立宪团体组织第四次请开国会运动时,李大钊同意白雅雨对此运动的“与虎谋皮,庸有何济?”③的评价。辛亥革命失败,白雅雨老师被杀害的消息传来,李大钊非常悲痛。他不仅为老师壮烈牺牲的英勇气节所感染,也从老师的牺牲中坚定了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信念。
      李大钊是一位爱国者,对于所有有侮于中华民族的言论予以不妥协的斗争,先后与同学们一起翻译出版了《〈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蒙古与蒙古人》两本书,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做为法政学校的学生,李大钊和其它同学一样关心政治,他希望将自己所学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律、政治应用于中国。他接受了日籍教师吉野作造、今井嘉幸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盼望着中国能实现民主共和的国体。所以他积极地介绍西方国家的各种民主制度。当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结束封建统治的时候,李大钊和其它的民众一样,认为帝王专制制度已经推翻,中国已经实现了共和民主。他密切的关注着年轻的共和国,不久,他感觉到国家政局形势的严峻,所以在袁世凯任总统后的两个月即1912年6月就写出了《隐忧篇》,提出了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六大隐患 。他渴望着中华民族的统一,所以他拥护袁记中央政府的统一,同时对国民党激进派的地方分治持激烈的反对意见。他在《裁都督横议》中说道:“今人不察,徒龂龂于中央之是防,而不知跳梁违宪者,实不在总统,而在都督也;不在中央,而在地方也”。④他坚持民主体制和法治,并对袁政府勇敢地提出批评。不难看出,这时的李大钊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欲建一个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民主共和的中国的。
   三、留学日本,对李大钊产生的重要影响。
      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正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出现新变革的时期。可以这样说,当时的日本人对世界新思潮的理解和研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感染力。
      当时,李大钊是怀着沉痛的心情到日本读书的,他一方面有感于自己知识的不足,一方面又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而担心。到了日本,他首先补习日语和英语,为进入早稻田大学作准备,在他“索居寡欢”之时,结识了倾慕已久的章士钊,二人很快结为好友。在李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之后,更是经常到章士钊的住所讨论各种问题,他们谈的较多的是如何把中国的传统学说与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联系起来,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更是他们谈论的中心。章士钊广博的学术造诣,他同国民党人的密切关系,以及他特殊的社会地位,使李大钊接触到北洋体系之外的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和新的社会关系,这在李大钊后来思想的形成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1914年9月,李大钊正式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新的求学生涯。因为李大钊在第二学年的中途回国参加国内的反袁斗争,所以被学校以长期缺席为由开除学籍,实际上李大钊只读了一个半学年。我们可以从他当时的课程设置表中看出当时他所学的课程,包括第一学年的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法(政治学)、应用经济学(经济学)、经济学原理(财政学)、近代政治学(史学)、民法要论、刑法要论(法学)、政治评论、经济评论、英文练习、论文(日语作文)等十一门课程;第二学年的必修课程有:国法学、行政法论、政治学史、社会政策、社会学文献讲读等。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李大钊接触了日本大正时期的社会思潮。一方面,李大钊刚刚入学之时,大隈重信任早稻田大学的校长,(大隈重信就是后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日本首相)李大钊的老师之中,有大隈重信的助手浮田、盐泽与有贺、永井柳太郎等人,他们在 “中日同文同种、中日亲善”的华丽口号下,推行侵略中国的政策。作为学生的李大钊在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之后,以他们为“反面教员”去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他在论文《国情》中,批判了浮田的观点,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中,批判了浮田的观点。另一方面,日本大正初年揭幕的主张打破豪族统治,拥护宪政运动的民主主义风潮,也使李大钊受到了正面影响。他原来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老师吉野造作、今井嘉幸就是这一风潮的代表。后来,李大钊在《十八年来之回顾》一文中,也曾谈到:“当时有两位日本教员,一系吉野作造,一系今井嘉幸,在本校当教授。后来两位回国都极力鼓吹平民主义,绍介民治思想,作民权活动,教导他们的国民,日本国民很受他们的恩泽。”⑥也正在这时,李大钊通过选修科目结识了日本著名学者安部矶雄。安部矶雄以社会主义立场讲授经济学,是早稻田大学经济、社会思想的代表之一。关于这位先生,李大钊曾经对朋友说过:“在东京我从安部矶雄的接触中受到他的影响,而从大山郁夫(李大钊的老师)那里没有受到那种程度的影响”。 
       李大钊在日本期间,不仅从课堂上吸取进步思想的精华,而且在课余也阅读大量的报章、新闻。在李大钊纪念馆就保存着李大钊在日本读过的书籍几十本,如《 东洋教育史》、《 罗马法》、《日清之将来》、《国际公法》、《英国证据法》、《南美共和政治之评论》等,其中不乏介绍西方治国方略的书籍。由此不难看出,李大钊在日本接触了广泛的社会思潮,这是肯定的。另外,1920年6月18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登载了一则消息,消息说: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捐赠了日本旧杂志32种计267册,并列有杂志的名称及卷期。⑦从这些书刊中,我们看出,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购书之多、看书之泛,这些书刊使他受益非浅,为他后来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发起人和传播者打下了基础。
        课堂内外的学习,极大的丰富了李大钊的思想,而在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下,在革命斗争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李大钊逐渐认清了袁世凯假共和、真独裁的丑恶面貌,义无反顾的投入到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他于1916年所发表的《民彝与政治》一文,可以说是他求学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杰出的哲学论文。文章除了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封建主义作了全面、系统、彻底的批判,同时充分肯定了群众的力量。他说:“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缚民彝”,“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⑧这种人民创造历史、英雄来源于群众的观点,已是向历史唯物主义迈出了一大步了,李大钊这时也成为了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章士钊在《李大钊传序》中曾这样说过:“守常凡持一理,必先视此理是否合于当时的环境,及已是否能实行以为断。”⑨当1917年1月,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以后,李大钊经过深入的考察思索,先后发表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尤其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深刻的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革命之采色也”。 ⑩他还说“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11他预言:“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俄国革命的血潮之中。12李大钊的这种卓越见解,标志着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转变。
       总之,李大钊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传播新文化的先锋,是因为他有上述这些使他发展的家庭、地域、人文等方面的条件,当然也与他后来自身的修养和追求分不开。
    ①《李大钊全集》714页
    ②《狱中自述》
    ③《史事综录》43页
    ④《李大钊全集》第一集588页
    ⑤《李大钊文集》(下)700页
    ⑥《史事综录》107页
    ⑦《李大钊思想研究》
    ⑧《李大钊文集》上166页
    ⑨《史事综录》97页
    ⑩、11、12《李大钊文集》上575、573、5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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