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不自由之悲剧
往者余居日本，美国马秀士博士东游抵东京，所至辄有演讲，大致皆为关于民主政治与舆论（Democracy and Public Opinion）之问题。神田中国青年会亦招博士为吾国学生讲演，是日演题为《美国制造舆论之渊源》，余亦往聆其说焉。博士谓在美国舆论之渊源有六：（一）学校，（二）报章，（三）教会，（四）剧场，（五）工人团体，（六）妇人俱乐部是也。由博士之言以观，演剧之影响于政俗者，不减于学校、报章、教会之势力，而在吾国今日之社会，或且迈之。吾而欲于政俗开一新面目，不可不于此类加之意也。
京中广德楼所演之新剧，颇与社会生活有所感触，故能引起听众之兴致，尤以悲剧为其擅长。惟其注入剧中之思想精神，则多蹈于陈腐固陋之辙，虽间亦有充足描写现代生活之处，而以其终结之的，不在促进锐新之理想，而在维持因袭之道德，不在助益进化之机能，而在保存守旧之势力。其结果不惟不能于政俗之革新有所奖诱，反以致其阻梗，此其咎固宜由编剧者任之，而演试之诸伶不与焉。
余自前月闻该剧场排成《自由宝鉴》一剧，欲观之而未果。朋辈中有往焉者，如梁君漱溟至为之洒泪，白君惺亚则大愤此剧精神注重之失当，而为自由呼冤，遂于《言治》季刊作《家族原论》，披露所怀。余于申明吾说之前，欲使阅者得悉此剧情实之梗概，并与以批评此剧之印象，故借白君之言以起吾说焉。白君之言如左：
……京伶演剧有名为《自由宝鉴》者，意在为自由结婚者资其劝诫，情殊哀惨，悱恻动人，然其精神点睛之所在，真可谓完全代表旧式家庭之思想者也。剧系二少年男女，均学于沪，邂逅爱慕，冀共图姻好，事为其亲所知，重遭申詈，男女志甚决，抗不从命。坐是家庭情感益恶，遂抉禁范成之。婚既就，两家各以其子之不肖，辱门楣，绝之。少年夫妇不得已辍学浮海，北来京师，期发愤功名以自赎。顾少年不省世态，性憨穉，再为宵小匪人盗骗，罄资金，贫不克自存，陷匪人计，女遂坠身妓中，男落魄以恶疾亡，女既悲夫之死，尤恫自身之辱，仰药以殉。男女临终忏悔自语，溯膺古训，悼往此之误入新说，重喻以警来者。余鉴于斯剧，辄涕不可仰。顾继而追溯斯剧之始末，则又致憾戏剧之业至要且重，所以系群化思潮者至深。端人哲士，举无所问，而一任盲优市驵为之，剧业可无，通俗教育可废。彼少年男女，际兹蜕变之季，见理特真，于家虽为逾度，然心性固伉毅卓特人也。揆其所为，既死殉矣，末路固不应重为人道痛。编斯剧者，徒以新旧思想冲突之结果，重污自由之神圣，刍狗少年之人格，于事为荒，于理为谬，不可训一。自由结婚，亦复何害？第须计及婚姻以后之事，故自由结婚具备之条件，必为有能力独立生活者，少年修学时代，万不应以男女情缘自扰。兹乃智力能否问题，非婚姻是非问题。智力不周，误入孽境，婚姻之自由，纵可得达，由斯以往，皆忧患也。吾国情死，多在婚姻不自由之先，而西国情死，恒在自由婚姻以后，亦正以智力困于独立之故。兹二少年夫妇，以愚意所案，决非失之于先，乃失之于后者，完全坐智力不完之问题而已。斯剧点睛之所，首当以斯义之精神，归入忏悔，引伸譬喻，用警愚俗，不斯之悟，魔上转魔，乃归宗于破坏家族伦义致得此果，奖励依赖，助长家顽，不可训二。不可训而训，愚谓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勿以其剧为小道而忽之……
余于前晚，始得观览此剧，而深悟惺亚君之所论，颇得我心之所同。然余犹忆在剧场时，见其演至悲痛穹愁处，辄为之百感交集，觉眼中有千百副泪，同时皆欲夺眶而出，以哭此不得社会同情之少年，哭此神圣之恋爱，哭此横受摧制之自由，哭此诸多缺陷之社会也。夫家庭者，爱之泉源，而幸福之府藏也。而家庭之组织，则又基于婚姻，婚姻之结媾，以理言之，当为恋爱之结果。故无恋爱则婚姻不生，苟婚姻而非恋爱之结晶，徒拘牵于社会上之礼型而就，则有家庭与无家庭等，甚且为罪恶之窟，仇怨之府焉。盖恋爱为人生之真境，家庭而建筑于恋爱之上，纯实不杂者，则其人于兹世所遘之生活的风雨炎凉，皆能赖斯以避之安之。若其家庭之建筑，不基于男女两性之自觉的恋爱，而或为门阀所限，或为金钱所动，或误信于媒妁，或听命于父母，则其婚姻之关系，不成于人而成于物，不因于情感而因于势力，男女之当事者，非为其自身而嫁娶，乃为他人而嫁娶，非为其人生之幸福而缔缘，乃为其门阀之地位而缔缘，其间不生虚伪之罪恶，必兴悲怆之怨诟，将缘而适以为孽，爱而反以成仇矣。吾国今日社会之缺陷，在在均足以酿人生之不幸、不平、悲哀、烦闷，而激之甚者，或则怨气所召罹于罪恶，或则穹愁所驱流于堕落，其最要且甚者，尤为婚姻制度。夫婚姻既以恋爱为唯一之条件，则其自由之权，当一操之本人，乃为天经地义不可或违。为父母者，只宜于家庭教育稍加注意，示以择人寻配之准则，俾勿轻陷于情魔爱网之中，于义已足，决不可更进一步，代居子女之地位而为之缔婚，以伤其神圣，夺其自由。在社会亦当顾时代思潮之大势，可以指导之而不可阻挠之，可以促其注意而不可吝其同情，期于青年男女，得循其自然之良知，秉其纯洁之真情，以自创一高尚美满之境遇，自造一温柔和乐之家庭。真爱既已蕴蓄于一门，仁风斯能广播乎全国，而后爱国、爱群、爱世、爱物之思，油然而生。此其所关，良非小故矣。今吾国之社会习惯，家族制度，皆未足以喻此。而以恋爱为轻，自由为妄，婚姻惟听诸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幸而如天之福，两小无猜，尚能相爱，家庭之内，犹不至惹起意外之悲剧，倘或性行相与径庭，则必至以洁白无邪之少年，沦陷于悲哀怨苦之中也。其或遇伉毅卓特之青年男女，对于自由解放之要求甚为强烈，对于恋爱神圣之自觉甚为彻底，则必抉其藩篱，以达所志，社会家庭又从而诟谤之，低毁之，厌弃之，拒绝之，使之转徙天涯，风尘沦落，如此剧中所陈者，允为不自由之结果，允为社会不与同情之所致，家族专制之所迫，而与自由婚姻无关。今该剧之精神，乃归咎于自由，此种逆乎时代潮流之演剧，固足以代表目今中国社会之旧思想；而以演剧之功用言之，抑锐新之思潮而保旧腐之传说，实为社会所不取，亦为现代文明所不许。最可怜者，剧中写少年夫妇当绝离兹世之顷，自白忏悔之旨，违心以自责，谓为误信自由新语之所致，是其受社会尔许之厌弃，蒙家族尔许之冷遇，以致展转流离，穷愁潦倒，以殒厥身者。咎固在于不自由，彼宁不知之，知之而犹不敢明揭其故，反以咽几多不平之泪，忍几多不满之情，以降服于旧制度思想之前，然后知社会制度、家庭势力之积压，其力足以侵迫个人之自由者，固若兹其重也。近者日本东京芳川伯爵之少夫人镰子，以限于门阀家族，代缔婚媾，遇人不淑，家庭中每有隐痛，以致坠于罪恶，而与汽车掌通焉，卒至相抱而情死，男女各有遗书一通，颇自忏其生前之所为，谓为有玷两家之门楣。此其自忏之旨，与剧中少年夫妇临危之所陈，事实虽不相类，心理则相同也。此事既发见于东京，彼邦学者，多有评论。浮田和民氏溯本穷原，归于婚姻不自由之结果，谓家族代子女缔婚之制为社会之缺陷。其他之以镰子夫人为时代之牺牲，而为文以吊之者，正复不乏其人。佐藤红绿氏至以二人之遗书，临终以告其戚友者遭人焚毁，谓言论之压迫，乃亦延及于死人，颇愤慨日本社会对于个人之自由，侮辱剥夺之甚。余今于斯剧之精神，持与浮田、佐藤诸氏之说以相证，益知不自由之悲剧，其演于世界者，正复不止于吾国今日之社会。然使文学演剧，又从而推波助澜，则由剧场中悲剧之感化，因而造成社会上之悲剧者，必且环兴而无已，则是文学演剧之功，不及于社会，而适以助长罪恶，增加缺陷，是不独一剧编演得宜与否之问题，政俗之变易、思潮之革新系之矣。余故郑重以为此论，一以忠告广德楼剧主，对于斯剧速加改良，勿使流毒社会，徒以艺员冰雪聪明之技能，为顽旧思想之奴隶，张偶像道德之权威，滋可惜也。以希望具有新思潮、新理想之文学家、美术家，对于演剧，宜随时以文学的眼光，加以严正之批评，与以诚恳之贡献，有功社会当非浅鲜矣。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