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中华”李大钊的中国梦
中国梦，绵延在近代中国历史的云烟里，铺陈于时代的坐标中，凝结着中国革命先驱和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理想和追求，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艰辛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几经思想变化和演进，“顺应时代需要，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中国昭示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中华民族之复活”前瞻地诠释了他的“中国梦”……
（一）
寻梦：“弃白首之我，迎青年之我”
世纪中国，百年沉浮。
一个民族的梦想，总能从其历史中找到注脚。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人“天朝上国之梦”破碎，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专制肆虐、民生凋敝，中国沦入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为挽救民族于危难，许多仁人志士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在百年相继的历史长河中编织着救亡图存、民富国强的梦想，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却都没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梦碎于国家和民族危亡的边缘。
漫漫长夜里，李大钊目睹了黑暗的社会现状，深深同情劳动大众的疾苦，“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忧国之所忧，哀民之所哀，为挽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探索救国救民的寻梦之路……
1907年夏，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深受反对封建主义、要求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开始萌生了民主主义思想。辛亥革命后，李大钊集中关注国内外时政，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勾结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先后在《言治》月刊发表《隐忧篇》和《大哀篇》两篇文章，发出了自己的“隐忧”和“大哀”，思想上开始由积极拥护袁世凯逐渐转变为逆袁。
基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的追求，李大钊经历了一个从拥袁到反袁的转变过程。1913年冬，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开始接触和关注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期间“一战”爆发，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动，他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先后发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国情》等文章，坚决反对袁世凯的专断势力。1915年1月，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先后发表《警告全国父老书》等文章，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种种罪行，深刻揭露袁世凯的卖国行径，正告政府必须悔改其“复古之非，弃民之失”，号召全国人民“值此千钧一发之，求活之心”而奋起自救，确立了反对袁世凯的鲜明立场。
在反袁斗争中，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开始形成。1916年5月15日，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声讨袁世凯复辟帝制罪行、深刻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系统阐述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大声呼吁“再造神州”：“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惟民主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吾国民之善用其秉彝”时，则为“中华再造之始”，则可“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弃白首之我，迎青年之我；弃专制之我，迎立宪之我；俾再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
这一时期，李大钊从理论上陆续提出了“民彝”、“中华再造”等个人独到的思想，并广泛接触调和思想、民粹主义、社会主义等学说，逐步确立了以民彝思想为核心内容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实现了李大钊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为其形成“青春中华”国家理念及后来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筑梦：“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辛亥革命后，经历了中华民国命运桀和袁世凯复辟，李大钊深刻认识到改造民族性势必先行，他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指出，“以英雄政治、贤人政治之理想施行民主政治，……其国之政治固以阢陧不宁，此种政治之妙用亦必毁于若而国中”，他的建立一个崭新民族国家的思想理念逐渐清晰。在启蒙与救亡新文化运动的相互激荡下，李大钊深感 “再造中国之不可缓”，1916年7月离开日本回国后即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应邀到北京出任《晨钟报》编辑部主任。1916年8月15日，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号上发表《〈晨钟〉之使命》一文，第一次正式向国人公开阐述他理想中建立一个崭新民族国家的思想理念——“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李大钊认为，当时中国的出路就是要摆脱旧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建立一个青春的国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朱成甲介绍说。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转型历经坎坷，‘索我理想之中华’，表达了百余年来中国志士仁人魂牵梦萦的执著追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华兴教授曾撰文介绍说，“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其终极目标正在于创造‘理想之中华’”。
实际上，最早系统阐述“青春中华”思想理念的并非《〈晨钟〉之使命》而是《青春》一文。《青春》的具体写作的准确时间现已无从考证，但通过背景“国内反对帝制斗争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及文中“春风载阳，东风解冻”的语句和寓意，可以断定该文创作于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前的3—5月。1916年9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1号公开发表了《青春》一文。该文以春天自然现象的来临借指祖国的政治变化，进而提出宇宙无尽、青春无尽及其发展变化的宇宙观，论述了其“青春”的自我观、人生观，认为能够担当“中华再造”重任的必定是青年，断言“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酿龋辩证自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极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中国的希望在于“青春中华之创造”。
“《青春》对于反对当时和以后青年中的消极思想，促进他们的精神自觉，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朱成甲介绍说：“‘青春中华’与孙中山原先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它对中国旧传统、旧势力采取了彻底破坏的不妥协态度。这种以彻底破旧为前提为使命的理想主义明显地前进了。”
《青春》是李大钊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他号召青年“冲破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这是对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发展道路等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的深入思考和理论探索，文中虽然并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或者说没有超出当时新文化运动发起者们理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模式，但李大钊“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的坚定信念，对于救国图存而又困惑彷徨的中国人民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这一意义来看，《青春》是引导中华民族告别衰朽、创造“青春中华”的精神宣言，“青春中华”承载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李大钊是‘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最早自觉的导引人之一。”黄兴涛、王峰在考察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时曾撰文明确提出，“1917年初，他曾作《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不仅自觉‘揭新中华民族之赤帜’，且声言谈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关键’。这里的‘复活’与‘复兴’用词略异，意思并无大的差别。”
纵览李大钊归国后半年来连续发表的文章，他在《民彝与政治》、《〈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青春》、《“第三”》、《祝九月五日》、《新中华主义》等系列文章中，异乎寻常地频繁使用“中华再造”、“中华再生”、“新造民族之生命”、“青春中国之再生”、“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少年中华之投胎复活”、“中华民族之复活”、“民族复活更生”、“中华民族更生再造”等词语，公开表达他以“青春中华”理念来实现“民族复兴”之志，这在当时是十分突出而又少见的。
这一时期，“民族复兴”虽然还没有形成社会思潮，但李大钊的“民族复兴”思想也极具代表性，既心怀中华民族“复活更生”而憧憬“青春中华”，也向往传统思想中的“天下大同”而梦想“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为以后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奠定了思想根基。
（三）
启梦：“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惟知跃进，惟知雄飞。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李大钊备受鼓舞，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先后撰写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和《新纪元》等文献，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期待着“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揭开了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页，使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时期成为中国社会新思潮的主流。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他十分重视发挥报刊的阵地作用，曾先后主编、编辑或指导出版《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20多种报刊，深入研究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广大青年读者和革命力量。1918年初，李大钊在章士钊举荐下接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5、11月，他在《新青年》第六卷连载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重大的启蒙作用，社会影响广泛。这篇文章，标志着李大钊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已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李大钊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跃。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亲身投入并参与领导了这场伟大斗争。6 月，胡适因陈独秀被捕而接任《每周评论》编辑工作，7月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运用唯物史观创造性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关系问题，对胡适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批驳：“‘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中国社会问题不能靠一点一滴的改良，“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实质上，这场论战是社会主义革命论与社会改良主义的论战，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
“马克思主义学说很符合中国国情，很能够指导中国革命找到一个正确的道路，它是经过种种选择比较之后，它不是某一个人，是一批人，是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其中主要是思想先进的青年人，要救国救民，大家共同认定的。”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介绍说。
1920年３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后来，又相继领导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研究会，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1920年12月，李大钊领导出版《劳动音》周刊，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成为启发工人觉醒的教科书，被称为“我们工人的喉舌”。
“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给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斗争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我国党史专家宋玉忠介绍说，“五四前后，中国工人阶级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也离不开工人阶级这一物质力量，二者在先锋和桥梁作用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连接下实现了正确的有机结合，从而使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在黑暗的旧中国，李大钊如同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为中国引来“天火”，率先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火炬，进而放眼世界，积极探求社会主义思想潮流。他相继发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多篇文章，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内的欧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断言“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1920年，李大钊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理解，明确提出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一“有异”思想，是李大钊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及其实现的道路做出的非常精辟的辨证思考和预见，“这些思考尽管是初步的，但其中体现出的从实际出发的开拓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成功开启了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四）
逐梦：“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
创业维艰，奋斗以成。
李大钊是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先驱。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李大钊重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直接从事工人运动，使中国工人阶级发展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自为阶级，组织创办了《工人周刊》、《政治生活》周刊，对推动北方革命运动起了巨大指导作用。
李大钊注重马克思主义“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实践历程。1923年11月，李大钊在上海大学作了题为《社会主义释疑》的讲演，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社会主义是使生产成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社会主义应该“依据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社会主义亦有相当的竞争”等前瞻性观点，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预见，为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李大钊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几次南下同孙中山先生商谈，1924年1月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
这一时期，李大钊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实际，提出了诸多具有很强预见性和前瞻性的观点。到1923年底、1924年初，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基本形成，实现了李大钊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第三次飞跃，成为一名坚定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国共合作形势下，李大钊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实践，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他非常关心和注重农民问题，深入分析以农立国的国情，1925年12月发表《土地和农民》一文，明确指出倘若“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重视，被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对之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和土地革命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李大钊在当时农村变革尚未进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耕地农有’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具有理论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为日后的农民运动指明了方向，也为以后土地革命解决土地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朱文通介绍说。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实践中，李大钊极为重视把自己研究认可的理论学说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猛烈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形成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必须依靠农民、必须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必须通过武装斗争达到革命目标等一系列民主革命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思想，对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最早的宝贵贡献。
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1927年４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入狱，4月28日惨遭反动军阀杀害，以38岁年轻生命的“音响和光华”，把李大钊思想推向了一生的至高点，对一生“矢志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夙愿和“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的不懈追求作了最好的诠释。
（五）
圆梦：“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敢计”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回首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青春中华”焕发出伟大的民族活力，感染和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勇往直前。
青春中国梦，激情正当时。“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国梦任重道远。让我们继承先烈遗志，弘扬大钊精神，“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青春中华”必将焕发出绚烂的青春光彩！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李大钊全集（1-5）》（最新注释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2、王小梅：《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多元特征与发展脉络》，河北学刊，2009年第6期
3、王宪明 杨琥：《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与意义》，《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04期
4、刘建军等著：《李大钊思想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
5、蔡如鹏：《李大钊与他的“青春中华”》，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8月26日
6、裴赞芬、宋杉歧著：《李大钊与早期中国共产党》，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作者 乐亭县委宣传部 刘凤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