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李大钊的生死观

   生死观是人们对生与死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它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生道德信念的最高表现。从古至今，人对于死亡的恐惧，对于生命的珍惜，是与生俱来的。生死观的问题，是每一个人在成长和受教育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精神上、思想上的最大困惑。不同的宗派、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都会产生各自不同的生死观。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同志，关于生与死的问题有过很多的论述，从中我们可以透视他的生死观。

一、生与死是自然的进化过程

李大钊在很多论述中，阐明了自己自然进化论的生死观，认为生与死都是人整个生命的一部份，有生有死，才能形成人类无始无终的大生命，而这种大生命就是大自然，死同生一样是大自然中的自然的现象。“吾以为宇宙大化之流行，盛衰起伏，循环无已，生者不能无死，毁者必有所成，健壮之前有衰颓，老大之后有青春，新生命之诞生，固常在累累坟墓之中也。”⑴因此，对于新陈代谢的规律不可抗拒而应正确对待。由这种观点出发，他总是引导和激励青少年，不要因社会上一些衰老、颓废的现象而沮丧、而意气消沉，应该奋发青春之气，“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 ⑵在《青春》等文章中，李大钊着力阐述了他“青春”的宇宙观，其中也包含了他对生死、对生命的认知。他提出，“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初乎无者，等于无初；终乎无者，等于无终。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质言之，无而已矣，此绝对之说也。”他认为，宇宙在空间上是无限的，但就其中的每个个体而言，无论如何广大，却总是有限的；宇宙在时间上是无终的，但就其中的每个个体而言，“一生之命，如何其悠久，而终于有涯”。⑶从宇宙的全体看是无限的、绝对的，是无；从每一个个体看则是有限的、相对的，是有。他把每一个个体的变化过程称为“青春之进程”，把无始无终的宇宙运动称为“无尽之青春”。形成了他宇宙无尽、青春无尽的“青春”宇宙观。同时，他又指出，“宇宙大化，刻刻流转，决不停留。”⑷宇宙“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⑸因此，宇宙的总体是无始无终没有尽头的，而作为其中个体的人，时间、青春就像流水一样，转瞬即逝，“顾人之生也，苟不能窥见宇宙有无尽之青春，则自呱呱堕地，迄于老死，觉其间之春光，迅于电波之火，不可淹留”。⑹他告诫青年，一定要珍惜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浪费了时间就是牺牲了生命”，⑺要把握和利用好自己的大好青春，“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⑻他鼓励有志有识的青年，应该“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⑼随着时代大潮生生不息的奔流，与时俱进地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发展自己的生命。

二、珍视生命，用以创造新生活

在军阀统治的黑暗年代，有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和一些青年，深感国家无望，民族无救，他们在政治上感到苦闷，前途渺茫找不到出路，因而往往消沉厌世，直至自杀成风。这些人中有的是被困难吓倒，失望厌世而自杀；有的是出于对国耻的一时激愤，含恨而自尽。针对这种厌世自杀的风气，李大钊写下了《厌世心与自觉心》、《北京的“华严”》、《新自杀季节》、《一个自杀的青年》、《青年厌世自杀问题》、《论自杀》等一系列文章，论述自杀问题，表明自己对自杀现象的观点和看法。以专门的精力去研究青年自杀问题，这在北大的教授中，李大钊是最突出的。在上述这些文章中李大钊从列举自杀的事实到对自杀现象的批评，分析了当时青年自杀的主要原因，是病苦、烦闷、救国运动的积劳、生活境遇的困迫、对现实的怀疑失望等等，但其根源却是一些社会的问题与弊病。因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样的自杀，个别的原因虽然不同，而时代文明与社会制度的缺陷，实在是他们的根本原因、共同原因”。⑽他还进一步提出自己的主张，“与其说自杀的行为是罪恶的行为，不如说自杀流行的社会，是罪恶的社会；与其责难自杀的人，不如补救促其自杀流行的社会缺陷。” ⑾他肯定那些自杀而死的不幸青年不是醉生梦死的青年，肯定“青年自杀的流行，是青年觉醒的第一步，是迷乱社会颓废时代里的曙光一闪”。⑿但是，在肯定自杀青年爱国心的前提下，对青年的自杀，李大钊态度鲜明地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因国耻激愤而自杀者，其爱国之心可敬，但行为不足取；因困难失望而自杀者，更是完全错误的。就自杀本身来讲，“自杀之举，非出于精神丧失之徒，即出于薄志弱行之辈”⒀，这些人，他们“只知厌倦卑污的生活，不知创造高尚的生活，他们只知道向死里逃避旧生活，不知道向死里寻找新生活”。⒁在李大钊看来，如果青年和民众都因为消极绝望而去自杀，那么“国家之亡，非人亡我，我自亡之；亡国之罪，无与于人，我自尸之。少年锐志，而亦若此，是亡国之少年，非兴国之少年也。”⒂他进而鼓励人们要懂得在黑暗中创造光明，在苦闷中创造高尚的生活，而绝不可以悲观或自杀。不要做“旧生活的逃避者”而要做“旧生活的反抗者”；不要做“新生活的绝灭者”而要做“新生活的创造者”⒃。要“拿出自杀的决心，牺牲的精神，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缺陷的社会制度，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⒄即使非死不可，也应该死于和敌人对垒的战场，“即怀必死之志，亦当忍死须臾，以待横刀跃马，效命疆场，则男儿之死，为不虚死”。⒅

三、为发展生命敢于牺牲生命

李大钊在经历了血与火的实际斗争，特别是明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对于生死有了更加透彻的认识。1919年11月，李大钊专门作了《牺牲》一文，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生死观。“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这篇短文虽然不足百字，但我们却可以从诗一般的语言中感受到他火热的激情，精深的哲理，崇高的境界。短短百字，集中体现了李大钊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坦荡胸怀，使他的生死观得到了最高升华，至今读来仍使人仿佛看到他“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陈毅诗），在牺牲中得到永生的光辉形象。

李大钊看来，若人生没有意义，虽活百年犹如旦夕，若有意义，即使短命，犹如丰年。人要珍视和发展自己的生命，但人也是固有一死的，如果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利益而死便是死得其所，“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类间的阶级，在灭绝人类间的僭擅，但能达到这个目的，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⒆李大钊自束发受书，便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奔走呼号，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把自己的生命和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他多次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之后，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北方，他更加处于十分危险之中，但他考虑到在北京，党还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做，而国共两党北方的负责同志已先后南撤，需要有人主持北方的工作。因此，李大钊多次谢绝同志和朋友们让他离京南下的劝说，毅然坚守在北京，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和部分国民党左派同敌人进行斗争。被捕后，在警察厅的看守所里22天，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维护党和革命的荣誉。正如当时《晨报》和《世界日报》所报道的，他面对死亡“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⒇“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21) 表现出了一位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在阴森恐怖的刑场上，他“神色未变”，“首登绞刑台”， 舍生赴死，从容就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年仅38岁的宝贵生命。他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他的这种面对死亡镇定从容，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定信仰，来自他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也来自他对生与死的大彻大悟。

生死观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李大钊的人生观，集中体现了他的爱国爱民的思想，他的生死观则是从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出发的，他珍惜生命，热爱生活，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寻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斗争中去，投入到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实践中去。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甘愿奉献个人的一切，时间、精力、金钱直至宝贵的生命，他的生死观是无产阶级“为革命而生，生得伟大，为革命而死，死得光荣”生死观的集中概括。

注释：

⑴⑵⑶⑹⑻⑼⒀⒂⒅《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365页、366页、382页、390页、384页、392页、318页、318页、31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⑷⑸⑺⑽⑾⑿⒁⒃⒄《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10页、12页、360页、408页、409页、411页、411页、411页、41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⒆《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6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⒇1927年4月8日《晨报》

(21) 1927年4月8日《世界日报》

                                 作者  李大钊纪念馆  王海